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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隔7个月,CPI同比涨幅再回“1时代”******

  中新网12月9日电(中新财经记者 谢艺观)时隔7个月,CPI同比涨幅再次重回“1时代”。

  国家统计局9日公布数据显示,11月份,受国内疫情、季节性因素及去年同期对比基数走高等共同影响,CPI同比上涨1.6%。

CPI涨跌幅走势图。来自国家统计局CPI涨跌幅走势图。来自国家统计局

  CPI同比涨幅重回“1时代”

  从同比看,CPI涨幅比上月回落0.5个百分点。国家统计局城市司首席统计师董莉娟表示,同比涨幅回落较多,主要是去年同期对比基数走高影响。

  具体来看,食品价格上涨3.7%,涨幅比上月回落3.3个百分点,影响CPI上涨约0.68个百分点。食品中,鲜菜价格下降21.2%,降幅比上月扩大13.1个百分点,影响CPI下降约0.53个百分点,成为拉动CPI涨幅回落的重要因子。

  另外,猪肉价格上涨34.4%,涨幅比上月回落17.4个百分点,对食品项的支撑作用减退。鸡蛋、鲜果和禽肉类价格分别上涨10.4%、9.6%和8.5%;粮食和食用油价格分别上涨3.0%和7.6%,涨幅比上月均有回落。

  “据测算,在11月份1.6%的CPI同比涨幅中,去年价格变动的翘尾影响约为-0.3个百分点,新涨价影响约为1.9个百分点。”董莉娟表示,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CPI同比上涨0.6%,涨幅与上月相同。

9月15日,成都市锦江区,民众在大型超市内购物。 中新社记者 刘忠俊 摄资料图:9月15日,成都市锦江区,民众在大型超市内购物。 中新社记者 刘忠俊 摄

  鲜菜、猪肉价格均出现下降

  从环比看,CPI由上月上涨0.1%转为下降0.2%。其中,食品价格由上月上涨0.1%转为下降0.8%,影响CPI下降约0.14个百分点。

  据董莉娟介绍,食品中,鲜菜因天气条件较好供应充足,价格下降8.3%,降幅比上月扩大3.8个百分点,影响CPI下降约0.18个百分点。

  中新财经记者日前调查发现,11月份,北京菜市场里的多种蔬菜价格有所下降,若和去年同期相比,部分蔬菜价格更是直接“腰斩”。

  除了鲜菜价格走低,中央储备猪肉投放工作继续开展,生猪供给持续增加,猪肉价格由涨转降,下降0.7%,影响CPI下降约0.01个百分点。

资料图:灌香肠。 陈超 摄资料图:灌香肠。 陈超 摄

  全年3%左右CPI预期目标有望实现

  猪肉价格作为CPI波动的一大影响因素,虽然11月份价格有所下降,但随着气温明显下降,12月初南北方市场开始传统的腌腊及灌肠制作。

  “受此影响,生猪屠宰量提升,生猪价格触底反弹。”卓创资讯分析师李霞表示,临近年末,养殖端将季节性集中出栏,生猪供应亦较充足。加之今年腌腊时间缩短、猪肉价格偏高,预计集中需求对猪价的提振作用或不及往年同期。

  1-11月平均,CPI比上年同期上涨2.0%。下月国家统计局将公布年度CPI数据,综合业内分析看,实现全年CPI平均涨幅在3%左右的预期目标几无悬念。

  国开证券分析师杜征征提到,2021年高基数影响拖累,叠加猪肉价格继续大幅上涨空间有限,今年全年CPI或上涨2%,较2021年温和上行。(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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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农村工作会议系列解读⑮健全主产区利益补偿机制 夯实粮食安全根基******

  作者:辛翔飞 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

  2022年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强调“保障粮食和重要农产品稳定安全供给始终是建设农业强国的头等大事”,“要健全种粮农民收益保障机制,健全主产区利益补偿机制”。现阶段,主产区在国家粮食安全保障中的根基性地位愈加凸显,但其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尤其是粮食生产的可持续发展面临诸多困境。健全主产区利益补偿机制,对于夯实我国粮食安全根基具有重大战略意义。

  我国粮食安全保障对主产区依存度显著升高

  自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我国粮食产销区域格局发生了重大历史性变化,主要特征是:主销区粮食自给水平显著降低,产销平衡区粮食产需缺口持续加大,主产区成为我国粮食安全保障的主体支撑。以当年全国人均粮食产量为自给标准计算,1978-2021年主销区粮食自给率由93.57%降至19.91%,粮食产需缺口由297万吨增至11800万吨;产销平衡区粮食自给率由87.29%降至78.40%,粮食产需缺口由851万吨增至3200万吨;主产区粮食自给率由106.65%升至139.33%,商品粮调出数量由1280万吨增至15000万吨。主销区和产销平衡区巨大的粮食产需缺口均高度依赖于主产区的生产供给。

  主产区经济社会及粮食可持续发展面临诸多困境

  多年来,虽然国家不断加大对主产区发展的支持力度,但由于粮食生产对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贡献度低,主产区大多数省份仍处于“粮食大省、经济穷省”的窘况之中。较为突出的表现在:一是经济发展相对滞后。1980-2020年,主产区GDP增长204.14倍,成就显著,但明显低于主销区286.66倍和产销平衡区234.96倍的GDP增幅。二是地方财政收入增长偏慢。自1994年税收制度改革至2020年,主产区地方财政收入增长38.64倍,明显低于主销区48.49倍和产销平衡区42.20倍的地方财政收入增幅。三是地方财政支出能力偏弱。1994-2020年,主产区人均财政支出能力与主销区和产销平衡区的差距均显著扩大。1994年主产区财政人均支出水平为269.3元,比主销区和产销平衡区分别低337.0元和32.6元;2020年主产区人均财政支出增长至13477.8元,但与主销区和产销平衡区的差距分别扩大到4022.0元和2686.8元。四是粮食生产促进农民收入增长的功能弱化。改革开放后,在国家政策支持下,粮食生产发展在农民收入增长方面发挥了重要促进作用。2010年,主产区13个省份中有6个省份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高于全国平均水平。此后,受国内外粮价倒挂冲击,粮食生产的增收作用减弱。2020年,主产区中仅有山东、辽宁、江苏三个省份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高于全国平均水平,黑龙江、吉林、河北等产粮大省的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转变为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五是人口吸引力偏弱。1980-2020年,主产区人口增长了29.01%,明显低于主销区103.20%和产销平衡区43.64%的人口增幅。尤其是进入21世纪后,随着主产区人口的大量流出,劳动能力较强的中青年人口和男性人口占比下降,劳动力较弱的老龄人口和妇女留守人口占比增加。上述方面问题的存在,均不同程度影响着主产区粮食生产可持续发展根基的稳固,亟须通过健全主产区利益补偿机制加以解决。

  健全主产区利益补偿机制的思路

  健全主产区利益补偿机制,应加强顶层设计,明晰政策目标,坚持贡献与补偿相匹配,加大补偿力度,完善补偿保障机制。

  加强顶层设计。健全主产区利益补偿机制,涉及中央和地方、主产区和非主产区、生产和消费、市场与政府等方方面面,需坚持一体设计、统筹协调、综合推进,确保政令一致,防止顾此失彼或政策内耗。

  明晰政策目标。从国家粮食安全利益、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利益和区域生态利益等多维度综合评估主产区粮食生产的贡献价值,坚持贡献与补偿相匹配、补偿与粮食根基巩固相适应的原则,确立明晰的政策目标和时限,力戒将“合理补偿”“尽快实现”类政策原则虚化为政策目标。

  健全中央和地方共同承担机制。现阶段,仅靠中央财政难以实现让主产区种粮不吃亏、得实惠的目标,必须建立由中央和受益地区共同负责的补偿机制。在补偿总体目标确定下,明晰划分中央财政和受益地区各方应承担的补偿责任。对于中央财政所承担部分,由国家通过健全资金保障机制,确保补偿资金足额到位。同时,对存在粮食产需缺口的地区,由国家按受益规模确定补偿标准和统一归集补偿资金,按贡献度对主产区进行补偿。

  健全主产区经济发展助推机制。主产区粮食生产根基的巩固,以及其经济社会发展滞后状况的改变,既要靠利益补偿机制“输血”,也要靠其经济提速增效增强自身“造血”功能。国家应在健全主产区利益补偿机制的同时,加大力度健全主产区经济发展助推机制。一是支持主产区率先建成农业强省。鼓励主产区加强现代农业建设,进一步夯实粮食生产根基,并利用粮食等农产品生产优势,加快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做强产业链,提升价值链,在建设农业强国中走在前列。二是支持主产区加快经济转型升级。鼓励主产区“弯道超车”,抢占新技术应用制高点,大力发展节地节水高效集约的现代制造业和服务业,形成后发优势。三是支持主产区提升现代基础设施建设水平。加大对主产区现代基础设施体系建设的支持力度,增强区域发展吸引力和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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